通識課程定位與自我價值

文／四外語三　程珮瑜

偶爾沉迷漫畫時，翻著翻著會開始想這部漫畫的迷人之處是什麼?怎麼有辦法讓人為之瘋狂?後來發現除了故事精彩之外，似乎還能找出一些共通點，例如冒險、追夢的素材被廣泛運用，於是我們能夠在故事推進的同時，看見主角變強的過程，仿如親身體驗的冒險。只是時間一久，總也不免反問自己，真實世界中，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變強」的具體意義對每個人不盡相同，但可概括為往理想之地前去，轉換為現在所處的環境或許就是專業知識的習得，或是技術的熟稔。然而在這之間，時常有一塊被忽略的領域─通識課程。

大學旨在提供全人教育，培養一個完整的人，相較於各系所的專業課程，通識課使我們接觸更廣大的知識面，探索、學習人文與科學精神，因此多元的通識課程在學生的素養培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根據校方對通識課程的回應指出：「近3年通識課程自99學年度156門、100學年度增為167門、101學年度已達178門，通識課程數已逐年增加。」

就統計數字上，確實有這麼多堂課，但是實際上呢?許多課程皆是「上下學期開設」，且「一門課開設多堂」，就選擇性來說，其實沒多大變化。

另一方面，講座形式的課程日漸增多，其中大部分的講座課採取大班教學，及每周更換不同講者的做法，在連貫性與品質上令人擔憂，以101學年度為例，上下學期修通識課總人數與修超過百人課程的總人數比為：上學期6,086：2,736；下學期5,694：2,081。接近半數修通識課的學生，都修了講座課。

的確有需多講者是相當有知名度，內容也具啟發性，但不該以此擠壓、甚至取代多元的小班通識，在動輒百人的講座課上，一名講者無法兼顧到眾多學生，久而久之，學生也以隨意寫成的心得交差，每周循環，培養出的會是怎樣的價值觀?

無論人文素質還是科學素養都需要長期的引導與沉浸，更需要足夠的對話，在自我懷疑、衝突、查證的過程中，讓學生慢慢建立價值，而不是一蹴可幾式。也只有經歷過答辯的價值觀能經得起考驗，逐漸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在漫畫裡不乏厲害的角色，無論是武功高強還是技術了得，但往往決定他是不是令人喜愛、尊敬，都不是因為這些能力，而是在厲害的背後，無意間的憫人情懷，不欺負弱小，伸張正義，對周遭環境的重視，及有點傻氣的堅持。

或許，那才是我們想培養的價值觀。

「我和你有什麼不同？」─談不分系的特殊之處

文／四工程二　吳亦晴

自九十五學年度以來，台科大新增了一些特殊的系別，他們就是「不分系。」以正面的角度分析，可以用「多才多藝」、「融合各領域知識」來形容他們；或者「迷失」、「一事無成」有時候也十分貼切。不分系的學生，大多以普通高中生以及少數技優生組成，分布在工程學院、管理學院、電資學院以及精誠學院，獨立於其他系所，隸屬於學院底下，由各學院負責處理學生的問題。

首先要來介紹一下不分系的特別之處。不分系，顧名思義並沒有指定的系所，學生們有些已經決定要選擇哪個系，而大部分的學生都還在徬徨得尋找自己的興趣所在。模仿國外大學的體制，學生可以花一到兩年的時間，探索各科系，了解自己之後，再選擇最後分流的系所。看似十分美好的願景，實行之後，卻衍生出了什麼問題呢？

不分系的學生和普通科系的學生有什麼不一樣？以一百學年度化工系學生舉例，畢業學分不能低於136學分，專業必修以及共同必修佔了120學分，而剩下的16學分要用專業選修10學分以及選修學分6學分來補足。除了必修學分以及畢業條件相同之外，不分系的學生卻「不需要」修化工系的專業選修。雖然已經分流至化工系，學籍也改為化工系，但畢業條件的「內容」似乎不太一樣。不分系的學生可以在大學四年裡面，完全不碰化工系的專業選修。為何明明是同一個系所畢業，卻有兩種不同的標準？在培養一個專業的化工工程師的立場上來看，難免讓人懷疑，這樣的課程安排，是否滿足一個科技大學對於學生的訓練？

台科大的網頁，點進簡介之後，可以看見「科技之舵」這個名字。維基百科說：「舵（Rudder），為航行設備上用於改變或保持航行方向的一種裝置。」主導科技的趨勢，這樣宏大的願景，從學校的課程規劃，以及不同的畢業標準來看，學生們，你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大學，真的能讓我們知道想要什麼？

文／四化工三　林昆義

首先，在開始這篇文章之前，我想事先聲明我並不是要杯葛大學教育的制度，也不是要否定大學教育的必要性，而是就我讀大學之後這3年來所觀察到、所體會到的現象來做個評論，我是個大3化工系的學生，然而化工並不是我真正想走的道路。
　　
從國中開始就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那時大家都希望我可以考上嘉義的第一學府：嘉義高中，而我也沒有辜負他們的期待，在那年基測以274的分數考上了，還沒畢業之前老師說，考上一所好高中之後就輕鬆了，然而到了高一開學之後，我發現國中的老師說的並不是正確的，面對更多繁重的知識，而在這同時，高中的師長開始灌輸考上一所好大學的觀念，於是高中這3年又開始為了分數汲汲營營。高2發現我的興趣是寫作，並且在校內和校刊徵文有了不錯的成績，到了高3考完學測後，國文科的分數是5科中最高，本來想填寫中文系為志願，但是考慮到未來的出路以及經濟的層面問題，我選擇了進入工學院這個選項，然而，我對大學教育所有的感觸由此開始。

大一的生活在打工和唸書中度過，鮮少思考自己的未來，然而到了大2之後，開始與同儕或是教授們聊天，特別是同儕，我發現不只有我一個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疑惑，許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未來想做什麼，而我的成績一直都不好，這讓我上了大3之後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驚慌，大3上學期，由於一些私人因素，還有對某些科目的恐懼，我選擇逃避自己的學業，讓成績更慘不忍睹，考完期末考後，明知道不是自己想走的路，還是固執前往，又沒走下去的動力，這些壓力給了我一個喘不過氣的寒假。

我開始去思考大學教育對於每個人的意義，也調查許多人讀大學的原因，其中多半是，家人希望我唸、拿個文憑未來工作好找、感覺在台灣沒讀大學就沒有翻身的機會，然而這些真的是大學教育的真諦嗎？大學不是應該以培育各領域的人才為目標嗎？怎麼反而是培育出了一群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讀大學的人呢，但是仔細想想，這也許不全是學生和制度的錯，而是整個社會的風氣，從上高中就被賦予一個考上好大學的期望，於是跟著旁人的期望走著走著，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但是卻忘了自己當初最想要得到的是什麼，如果換個起點，許多人的人生會變的更有意義吧！

希望看到這篇文章的大家，也許你們是父母，也許你們是教授，也許你們是學生，這些都不重要，而是該找出自己的方向，或是不要擅自幫自己的小孩安排出路，這是我們的人生，是我們自己要走的，讓我們去尋找與決定自己想要的不是很好嗎? 至於如何導正社會對於大學教育的價值觀，這會是個相當長遠的問題，需要時間讓大家去想，而我們也會付出相對的努力試圖改變，當然，我們會走在自己的路上。

你為的是這頂學士帽，還是你理想中的人生？ （攝影／林俊典）

漫長的抗爭縮影─樂生316「六步一跪」苦行

文／四外語四　徐念筠

苦行隊代替樂生院民六步一跪，向政府追討居住正義。（攝影／徐念筠）

跪下，雙掌貼地，低頭直到清楚看見柏油路的毛細孔，2013年3月16日，以最親近土地的謙卑姿態，我們展開了這趟2.5公里的苦行，回憶樂生九年以來的抗爭之路、院民捍衛家園的艱辛時光，以及政府滿口謊言卻神態自若的冷漠。
　　
2010年9月14日，我初次來到位於新莊的樂生療養院，親眼看見這座遼闊的大山，讓紀錄片《樂生劫運v2.0》所描述的走山危機更顯真實。記得那天一位院民跟我說，樂生就像一塊磁鐵，去過的人都想再次造訪。除了院區古樸的風貌與令人曠然的氛圍，吸引我的磁力還有阿公阿嬤備受打壓卻不向命運低頭的生命力。年輕時因罹患漢生病被迫離開家人，帶著汙名踏入樂生，和院區的一草一木共同度過大半輩子，晚年遇上以發展之名行奪利之實的捷運工程，他們二度面臨遷離家園的痛苦，以及工程不當導致隨時可能走山的擔憂，被疾病侵蝕的身軀無法穩妥度日，還得走上捍衛居住權的漫長道路。

以六步一跪的方式前進，我安靜的邁出步伐，聆聽來來往往的車輛和行人，這若無其事的周遭、警察舉牌並大聲唸出警語、帶著不解眼光的旁人、過馬路時眾人不耐煩狂按喇叭的景象，不就是樂生院民長期以來的處境？途中經過了三次休息再出發，當雙膝跪地的那刻感受到些微的疼痛，儘管我所體會的不過是院民的千分之一，心裡仍不禁問著，還有多遠呢？阿公阿嬤，究竟你們是如何撐過看不見盡頭的無奈？耳邊不時傳來青年樂生聯盟成員的聲音，提醒我們轉彎，提醒我們若身體不適千萬不要硬撐。院民不幸中的大幸，大概就是這群始終陪伴他們的年輕人吧！6年前，同樣有一批近百人的苦行隊伍上街，為了阿公阿嬤走一段捍衛樂生的路，如今，院民的訴求不但被忽視，捷運新莊線亦在機廠未完工的狀態下通車了，而院區的裂縫持續擴大，掌權者依舊不願面對錯誤。於是，只能如此一遍又一遍走上街頭，等待得以安穩的那日。

走上凱達格蘭大道，參與遊行的夥伴為我們加油歡呼，苦行組的任務告一段落，樂生追討正義的故事卻尚未抵達終點。覆誦著院民李添培伯伯的誓詞，樂生那卡西的歌聲還在心中繚繞，看著3月16日站出來聲援樂生的人們，我慶幸有這麼多人和院民肩並肩，也深願在未來持續抗爭的日子，自己不會缺席，與更多人一起發聲，直到樂生重建的那一刻。

家是非賣品──論華光社區議題

文／黃紹愷

「人類」有所極限，餓了要吃，睏了要睡，需要一個住處來遮風避雨，需要家人，需要朋友，需要愛與被愛。為了保護所愛的人事物，科技與社會體制不斷演進，於是我們能夠吃得更安心，睡得更安穩，住得更安全。

體制應該是服務人類的工具，就在它漸趨繁瑣而強大的同時，新的文明弊病卻也逐漸生長。好比說在華光社區所發生的事情。

一群違建戶在政府的地上住了幾十年，如今政府不但要把他們趕走，還要請他們賠償房屋的價值(在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蓋起來的房產，視為一種「不當得利」)。有些住戶不願意，所以開始了這一連串抗爭。要求政府提供住處安置居民，並取消不當得的訴訟。

或許你會問，違建戶到底憑什麼要求安置？既然知道房子是違建，為什麼不早點搬走呢？違建戶的確是有責任，但請你千萬別忘了問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政府到現在才開始拆房子？

幾週前醒鳴社與一名曾經居住在華光社區的居民做了簡單的訪問。他從小就聽說政府要拆房子了，現在的他早已不是初出社會的成年人。換句話說，華光社區的拆遷根本是延宕了幾個世代的政策。

違建曾經是台灣經濟起飛時期，來自鄉村的工農階層進入大城市工作時的棲身之所，解決了當時人口暴增住屋不足的問題。今天的華光居民或許不是窮人，找新房子的錢也或許尚且能夠應付。然而政府放任居民在此落地生根，擺爛的結果是變相默許居住的正當性。如今拆遷在即所面臨的巨大反彈，政府自然也難逃責任，而安置拆遷戶便是一種負責任的方法，代表政府正視居民在此安居落腳的既有事實，也正視這一段違建的歷史，正視過去住房政策的失當。

在這個房價高漲的時代，找房子住的人買不起房子，買得起房子的人卻多半是為了投機獲利，於是沒人住的豪宅就這樣從城市綿延至山腳與河岸。每每行經那些總有一天也會長出高樓大廈的簡易綠地或停車場，我總是感到十分的不解，與其停車或養草皮，為何不蓋便宜的房子給人住呢？

2007年的華光社區曾是「台北華爾街」計畫的預定地，去年又提出了號稱「台北六本木」的開發計畫。無論是金融中心還是百貨商場，至今依舊八字沒有一撇，不確定有哪些廠商要進駐，更別說何時會開工了。假如華光社區被夷平後暫時整理成一座收費停車場，擺了兩三年以後新建的商圈才正式開工，你會不會覺得這對居民不太公平？趕他們走以後換來的卻是一座停車場？真有那麼缺停車位嗎？

許多人質疑：「土地是政府的，佔用就是佔用，何來的正當性可言？」

到底土地屬於「誰的」重要，還是土地「怎麼使用」比較重要呢？當都市文明爭相競逐錢滾錢的豪宅與商場，是時候該重新回想，一間遮風避雨的家屋所代表的意義。有權力決定空間的人，應該是真正在土地上生存著的人，而不只是一張白紙黑字的所有權狀。

遷離這個老家終究是華光居民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不必一味的抗拒改變，然而過程中種種犧牲，也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的。

在廢墟和瓦礫堆中守了一夜。清晨的微光乍現，
他們手勾手靜待著怪手與警察。有些事情對對你
來說就是那麼的重要，你願意付出一切來捍衛，
即使打一架也在所不惜。(圖/黃紹愷)

關廠工人以命求償 抗無良政府

              

文／四材料二　張文瀚

這一群人，你不會記得他們的名字，他們處於不起眼的社會崗位，在台灣經濟發展光譜上默默扮演著各路英雄 －「勞工」。

全國各地關廠工人北上遊行，至政府單位陳情、抗議。（圖／全國關場工人連線）

過去30年來，台灣產業結構多仰賴低工資、長工時、機械性勞動的生產線為外銷後盾，以勞工的青春換取所謂「台灣的經濟奇蹟」。民國80年代初期，台灣搭上產業轉型的列車，朝向資訊產業的美好光景，此時全國惡性關廠事件也如野火般蔓延開來，85年因關廠失業勞工更高達8萬多人，直接影響8萬多個無辜家庭，而首當其衝的就是食品製造、紡織、成衣及電子等勞力密集相關產業。

當時，這群被資遣的勞工必須同時面對資方長期積欠的「打折薪資」、「資遣費」與「勞工退休金」皆化為烏有的窘境，創造經濟奇蹟的他們回首發現，辛苦大半輩子，青春已不再，「就業機會」這4個大字更成空談的最佳代言人。勞工生涯這條路，竟是艱辛！當年他們求助無門，窮得只剩條命，不得不採取臥軌與絕食等激烈的下策，向社會凸顯事情的嚴重性。當時各界輿論四起，同聲撻伐身為勞工父母的勞委會應出面協調，最後商議結果，允諾勞工以「代位求償」來解決辦法。

「重大關廠事件遲未解決，為解決雇主惡性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
、退休金，以政府代償方式，先拿出10億元代墊，再由政府向資方
求償。」（圖／勞委會《工運春秋》第90頁）

針對關廠事件，監察院於87年的糾正案指出，負責當地勞工權益的桃園縣勞工局曲解法令，未確實督導與查核資方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情況，有明顯怠忽勞動基準法與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賦予之職責，行政院勞委會也未切實執行督導職責，是為事件重要因素之一，應切實檢討與改善。

不過，誰也沒有想到，關廠工人的面容被無情歲月刻上17年皺痕，國家不僅沒魄力督導惡劣資方提撥足額勞工退休準備金，反改口當年不是「代位求償」，而是「消費性貸款」，勞工借貸要繳還。其中數百位老工人怕到即使賣祖厝、傾家蕩產也要把當年的「代位求償」連本帶利交清，如果不還，對當時擔任「保人」的親戚朋友不好交代。

然而，當年承辦過程就已發生嚴重程序瑕疵，好比當時負責的華南銀行，認可已無經濟來源者具擔保能力，可出面擔保。剩餘500多位堅持「代位求償」的關廠工人，必須要面對勞委會編列一審2056萬元的專案訴訟預算，聘請80多名律師於101年6月開始要求法院發函，「無上限的被告」從最老80幾歲的退休勞工，一直告到最小的嬰兒，甚至有勞工一家31口都列為被告。

「政府不僅未積極進行代位求償，反倒編列委託向勞工追討貸款之
預算，有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執掌勞工權益之職責，爰要求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之「就業安定基金」，於103年度起不得再編列相關預
算經費。」（圖／《中國民國102年總統府公報7068號》第237頁）

《觀點論述》

令社會惋惜！應與勞工朋友站在同一陣線的勞委會，根本不在乎勞工是否保有棺材本，生活還過不過得下去，且隨意浪費人民納稅錢與司法資源。我們何時才能看到握有權力的決策者能適時伸出援手，保護人民？還是要等事情嚴重大條，政府才肯亡羊補牢，體會苦民所苦？回溯過去幾年，政府寧可花好幾百億，幫不少家面臨倒閉的銀行處理善後，這真是一國兩民情，有人爽，有人衰。

聯福製衣董事長李明雄於87年發函勞委會

，承諾願以台灣公司資產作為擔保品，以

解勞資糾紛。民國91年再度發函勞委會，

承諾願概括承受一切債務與責任。

（圖／全國關場工人連線）  

                                                                        

熱力不斷上湧，17年後勞工們勇敢走出來，仍無懼地流著淚走上街頭、靜坐抗議、甚至臥軌抗爭，這一肚子的委屈，來自老板與政府的無情翻臉，來自青春血汗的不值，隨著集體抗爭越演越烈，難道他們不知道性命可貴嗎？這群當年臥軌的女工萬萬沒想到，活了一輩子竟要兩度臥軌抗爭，求餬口生路。他們不是沒有想辦法，每陳情一次，就碰壁一次，最後被無奈與憂愁逼急了，只好拿殘喘的性命往懸崖邊一拼，向有權者抗爭。走上街頭的勞工痛心說：「青春都已經被白白斷送了，一生也所剩無幾，要別的沒有什麼，只有老命一條」。法律是人定的，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勞工不求別的，就求政府正視，雖垂垂老矣，還是會堅持到底，那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無懼的淚水中仍源源滋長而出。

台灣勞工用最真誠聲音向政府吶喊，用沉穩步伐在凱道捍衛權益，這是全國關廠工人的故事，也是台灣勞動史不可抹滅的記憶，下次有機會，不如到勞工朋友的遊行隊伍，替他們加油打氣，趁這個機緣實際深入了解他們為何上街頭的心聲。權益是人們流血、流淚、抗爭換來的，多一點將心比心，未來你我的權益會更有保障，社會制度會更加完善。

關廠工人臥軌惹議 政府資方在納涼

文／四外語三　程珮瑜

原先該是歡樂的春節期間，台北車站卻爆發嚴重的衝突，過年前夕關廠工人集體臥軌抗議，要求勞委會撤告，政府應「代位求償」，向惡劣資方追討欠款，而非欺負風中殘燭的勞工。

1996年前後遭惡性倒閉的關廠工人組成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以臥軌爭取應得的薪水、退休金、資遣費，勞委會當時代資方償還；然而，16年後政府竟向勞工追討這筆薪資，工人深感不公卻申訴未果，在今年2月5日發動第二次臥軌抗爭。
　　
今年臥軌抗爭的影片中，趕著回家的乘客站在月台上怒斥勞工舉止荒唐，乘客怒吼著，「拖走，拖走，我們要回家！」似乎回應乘客的呼喊，大批警力和臥軌勞工互相拉扯，一方盡忠職守的執行公權力，想盡快恢復通車；另一方，16年前同樣盡忠職守卻遭惡性倒閉的勞工，退無可退、不願撤離。小小的空間瀰漫著三方的叫罵、勸離聲，不見勞委會出面解決，更別提原先該負責的資方，早已不知在何處逍遙。
　　
有民眾提到：「勞工處境可憐但方式錯誤，引起社會不良觀感。」台鐵也無奈的表示，失業勞工不理性的抗爭行為嚴重影響他人權益，行為不可取。但若是平和的方式能解決問題，有誰願在享清福的年紀，冒著被火車輾過的風險，承受指責的壓力，被粗暴的對待？
　　
事實是有太多的抗爭者，跑過所有負責的行政單位，遞過無數次的陳情書，遊行及文宣一應俱全，依然無法改變現況，只好用最激烈的方式發聲。然而好不容易躍上媒體版面，相較於政府的權責及主要的訴求，抗爭地點合不合適、時間正不正確，甚至「禮貌問題」，總能吸引更多鎂光燈。
　　
奇怪的是，吸引媒體追逐的發展，似乎越來越偏離議題，不論是之前反媒體壟斷時，知名學者喬姆斯基被邀請連署後，後續爆發學者並不清楚連署內容的疑雲；或是陳為廷在立法院針對學費調漲、教育商品化發言，隔天卻以禮貌不當上了頭條，彷彿有種默契存在，突然間「為何而反」似乎都不再重要，抓錯人開刀也無妨，只要確定重要的事不再出現在版面上就好。
    　
焦點不知不覺模糊下，忽略了主要訴求，未能監督掌權者的結果，類似事件一再發生，是時候跳脫這種莫名的邏輯，好好了解議題，起身做些什麼。

從黑澤明《夢》談藝術的預知力

文／四資管三 　沈定祥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的福島核災使台灣開始正視核電議題，但早在二十年前，日本導演黑澤明就以“紅色富士山”(電影《夢》的一個夢境片段，全片以八個夢境組成)預視了核災發生後的景象－天空被映照個通紅，四處逃散的人群最終只能選擇跳進大海。在電影當中，導演明確地點出了一項事實：真正危險的不是核電廠，而是人為疏失。

    

從另一個面向來看，當時的黑澤明接收到了新科技挑戰的訊息，以自身察覺的能力，用電影警示了新科技帶來的社會後果，而令我感興趣的是：我們如何將藝術視為一種資訊，藉以喚醒我們的社會良知，而非只是抱持著欣賞的態度？媒體理論家麥克魯漢曾在他的書中提道：「藝術家有能力閃避任何時代任何新科技的蠻橫毆擊，而且係以完全的意識抵擋此等暴力，而那些無力逃跑、任由新暴力施暴的受害者，卻看不出自己需要藝術家。」麥克魯漢認為所謂藝術家，乃是在任何行業之中，能夠掌握領悟自己行動之意義，是具有整體察覺意識的人。

反觀台灣，反核運動也開始與藝術文化做了多種結合，例如最近由導演所發起的「不要核四，五六運動」即是以詼諧、趣味的方式集結大眾，結合多種藝術表達形式產生的大量資訊來教育民眾，同時達到監督政府的功能。

核電在台灣已行之多年，當我們的意識因核電的便利而逐漸麻痺時，藝術家以書寫、電影、歌曲及各種行動帶給我們心靈的強烈重擊，讓我們得以清醒進而反思。我想，在這個媒體爆炸的時代，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核能專家，而是藝術家。

當志玲姐姐槓上核四 ─我看反核潮流

文／黃紹愷

我永遠也忘不了今年309反核遊行的那天，捷運抵達台大醫院站打開車門的那一刻，這是我第一次那麼強烈的感受到，身邊開始步出車廂向前移動的眾人，都和我一樣要去同一個地方。台北車站的交通尖峰時刻就這麼錯置於週六的正午的凱達格蘭大道，不過這群人耐著性子排隊等電扶梯並不是為了去上班或上課，而是為了參與一場社會運動，據說那天的台北街頭聚集了十萬人。

就像是我曾關注過的其他社會議題一樣，反核的聲音在過去大多埋沒在新聞版面的小角落。去年因為馬總統的失言而開啟了「我是人，我反核」的一連串行動與表態，從導演、演員、歌手、主持人、企業主甚至名模，反核的主張逐漸在新聞的主要版面與熱門時段曝光，就連幾位執政黨民代與首長的立場也開始鬆動，反核儼然已經成為主流民意。

一些質疑的聲音也逐漸浮上檯面。有些人認為社會大眾對於核電的恐懼是不科學的，現行的綠能技術距離大規模應用還有一段距離；有些人則認為群眾反核只是趕流行罷了，說穿了就是另一波由名人與媒體所掀起的風潮，大多數人根本沒有認真想過核電安全的問題。

到底得對議題有多少了解，才夠資格參與一場社會運動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從一個人物開始說起：Bob Dylan，這個在美國六零年代民權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民謠歌手，對「抗議歌手」這個標籤卻是極力排斥的，他覺得他並沒有刻意去抗議什麼，只是把心裡的感受寫成歌曲。音樂能帶給我們感動，我們會感到不安、感到憤怒、想要反抗，憑藉的也並不是什麼高深的論述，而是與身俱來的情感動能。

然而社運就像一場戰爭，空有意志無法獲勝，戰爭需要武器，而論述力就是武器。我們對議題了解的越深入，能舉起的武器就越強大。這絕對不代表非得知識淵博才夠格涉入社會運動，但我們必須嘗試去挑選適合自己的武器，給立場一個說法。

參與社會運動並不需要特定的資格，就像Bob Dylan寫歌不是為了抗議，抗議者卻也不會因此排拒它的音樂一樣。不過Bob Dylan的認同取向也提醒了我們，終究有一天我們得問問自己何者是比較重要的。我們不見得非得要成為埋首於議題的社運者，但是倒也不必畫地自限，不妨偶爾參與一些講座、導覽、訪查活動，有空注意他們發出的各種訊息，行有餘力甚至可以自己蒐集資料，上網提出自己的觀點，開拓身為一個跟隨者之外的更多可能吧。

幹 還我150

文／四資管三 林昱廷

那年，炎熱的夏天，收到等待已久的新生資料袋，懷著期待的心情打開，裏頭除了新生須知與註冊單外還發現了一張學生會費劃撥單，因此就隨著註冊單一起到郵局繳錢。

開學後，成了大一，某天在郵局前發現學生會擺攤發放酷遊卡，而且是有交過學生會費的同學才有，當下便興沖沖的去領卡了。

一天，一樣在郵局前看到學生會擺攤宣傳演唱會的訊息，是由多校的學生會聯合舉辦，而且有交學生會費的可以折價‧‧‧‧‧

但事實上拿到酷遊卡後，一次也沒用過，演唱會一次也沒參加過，那我是不是能要求學生會退還當初繳交的150元？

根據學生會章程，學生會作為全體學生之代表，擁有向學生收取會費之權力，也有向同學提供相關服務及福利，因此學生會在作各項決策時應該傾聽同學們的需求，而不是一廂情願的作出自認為最好的決定，花錢辦大家都沒興趣參加的活動。

學生會性質雖然與各系系學會類似，但是在與同學的聯繫上有很大的差異，系學會費一收都是好幾千，但我卻繳的心甘情願，許多活動讓我自發性的參加，難道學生會就做不到這種地步嗎？學生會擁有相當多的資源，但是在許多方面上卻不如系學會，如果再不改變心態，那還是解散還錢吧。